“红色理财专家”、党的金融创始人
   郑义斋，原名郑少文。1901年生于河南许昌。当过印刷和铁路工人，1923年参加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0年春，根据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指示，郑义斋来到上海开设“义斋钱庄”，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为党筹集资金。两年期间，他在各地党组织配合和掩护下，多次往来于上海、武汉、天津、北平等地，为苏区红军购买、转运军火物资。
1931年，顾顺章、向忠发被捕叛变后，上海党中央领导机关遭到重大破坏。郑义斋根据党的指示，认真处理完钱庄的善后工作后，
    1932年春，根据党中央的指示，郑义斋离开上海，前往鄂豫皖苏区工作，任省工农民主政府财政委员会主席兼工农银行行长，并任红四方面军经理处处长、总经理部（即后勤部）部长。他积极组织力量，多方筹集粮食、被服、药品、军火等物资，为红四方面军的后勤保障作出了重要贡献。 由于张国焘推行错误的军事指导方针，致使红四方面军在第四次反“围剿”中遭到失败。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到达川北后，创建了川陕根据地。在此期间，郑义斋为解决粮食问题，提出许多好办法，并且在苏区内部实行计划供粮和勤俭节约的政策，使川陕苏区的粮食、棉花、食盐、蔬菜、油料、家禽都得到迅速发展。此外，他还在通江县的苦草坝（今永安镇）建立了拥有80多名工人的小型兵工厂，不但制造了手榴弹，还试制成功了平射炮。以后，他又将兵工厂扩建成机械厂、子弹厂、炸弹厂、制药厂等，对红军弹药的补充，枪械的修理，起了重要作用。
    对于银行工作，当时大家都不懂。郑义斋在上海及鄂豫皖搞了几年，在当时只有他算是专家。但他还是虚心学习马列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了解关于货币的理论。他亲自搞调查研究，根据苏区的具体情况，向上级提出了银行工作的几条方针，均得到领导的同意。郑义斋很重视银行的宣传工作和立信于民。川陕工农银行开业那天，经理部的同志们趁势进行宣传，并当场开始兑换及存款业务，扩大了影响。
    1933年2月起任中共川陕省委委员，川陕省工农民主政府财政委员会主席，省工农银行行长，红四方面军总经理部部长兼兵工厂、造币厂厂长。当时部队缺粮缺盐，郑义斋及时向方面军总部提出“开源节流”的方案，组织发展苏区经济，保障红军供给。 郑义斋把全部精力和智慧，奉献于巩固苏区的财政经济工作上，他在工作繁忙之余，经常挤时间钻研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他在《干部必读》、《苏维埃》等著作中发表重要文章，并撰定了《实行经济物资集中统一分配，彻底整理财政系统办法》《财政经济委员会组织与工作概况》等著作，对健全苏区财经制度，加强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发展苏区的经济建设，具有实际指导意义。由于郑义斋熟悉财务工作，善于发现和解决实际问题，被大家誉为“红色理财专家”。

帮助革命队伍认识财政金融的重要性
    在革命战争年代初期，红军内部确实有很多同志不知道财政金融对于革命的用途和重要性。
那是1933年10月，陈锡联率部缴获了四川军阀刘存厚的大批财产，不过陈锡联因为从小就穷，没见过金砖什么样，这回见了一堆一堆的金砖，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还以为是黄色的土砖，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把很多金砖搬来垫在床下，真是太土豪了！
　　第二天，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和后勤部主任郑义斋来视察，把郑义斋都看呆了，大声说：“陈锡联你好大的胆子！这么贵重的东西竟敢不上交！”
　　陈锡联也愣了，说：“这不就是些黄砖吗？交这些玩意干什么？”
　　这下，连李先念都笑了，说：“锡联啊，你和我一样，只听说过金砖，但不知道就是这玩意，今天真是开了眼界！”
    在共产党发动的“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斗争中，郑义斋看到有些同志把没收地主豪绅的贵重物品、高档家具、珍奇古玩看成奢侈品，砸得稀爬烂，并付之一炬，不许加以利用，十分心疼和气愤。他在达县一次干部会议上说：“一切财富都是人民大众创造的。这些好东西，是过去地主老财们剥削掠夺我们穷人的。现在打倒了他们，好东西又回到了主人手里。我们为什么偏要打碎砸烂呢？我们是真正的主人，应当珍惜它们。只有劳动人民才有享用它们的权力！”（杨文局《好管家郑义斋同志》）以后，部队打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同地方党组织一起组织人力，迅速将战利品清点、归类、装运、入库，为革命积累了大批财富。
    在军事工业方面，郑义斋不但具体领导了搬运刘存厚兵工厂的工作，而且还同达县党组织一起向兵工厂的工人、技术人员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动员他们参加革命队伍，为红军制造枪弹。在郑义斋的亲自领导下，红军很快在通江苦草坝、德汉城，苍溪县文昌场等地建立了红军纺织厂、被服厂、修械厂、子弹厂、炸弹厂、造币厂、火药厂、斗笠厂、造船厂等。两个男女被服厂有缝纫机数百架，工人四、五百人，一天可以生产上千套军装，使数万红军穿上了整齐划一的军装。兵工厂有机床138台，工人1400余人，每日昼夜不停地生产大批枪支弹药，供应军需。
    在财政方面，郑义斋在《苏维埃》、《干部必读》等报刊上多次发表文章，针对财政工作中的问题，提出解决的措施、办法和建设性意见。1933年7月，他在《对于经济物资集中统一支配和彻底整理问题》一文中，列举了财经工作的保守思想和分散主义的各种表现和危害，提出了健全各级财委会、经理处本身的工作、切实执行预算和决算、经济财物要经常精确统计、坚决执行现金集中、发展对白区的贸易、加紧宣传累进税的意义、加紧宣传与普遍建立各种合作社组织等十条解决的办法。他的这些主张，对于加强根据地的财政工作，完善财经制度，加强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发展苏区经济建设，起到了十分重要而又非常实际的指导作用。
在金融方面，郑义斋担任川陕省工农银行行长，造币厂厂长。川陕苏区银行的开业和货币发行，对于活跃苏区物资流通，稳定苏区物价，促进苏区经济发展，粉碎敌人经济封锁，保证红军军需供应，支持革命战争，保卫苏维埃政权，起了重要作用。

对革命贡献巨大，对同志热情温暖，对自己却十分抠门
    1930年，他接受党中央交给的任务，在上海开办了“义斋钱庄”当上了钱店老板，周旋于十里洋场。这个钱庄一面作为党筹集经费的企业，一面作交通站。这时，他对外是经理，对内仍作交通工作。从此，他改名郑义斋。当时山东党组织准备举行武装暴动，郑义斋和钱庄一位“伙计”携带巨款前往济南，为暴动提供经费。但白色恐怖笼罩下的济南，特务横行，当地组织遭到破坏，两人在城里转来转去，几天都接不上关系。身上的钱用光了，肚子饿得“咕咕”叫，“伙计”把掌心的烧饼屑舔吃干净后，望着郑义斋肩上的褡裢，低声的央求道：“老板，是不是把里面的钱拿点出来用。”郑义斋摇摇头,在那种场合又无法明说，只好说：“这笔钱一文也不能动，那可是本钱啊，准备做大生意的。”看着“伙计”沮丧的样子，郑义斋安慰道:“你把我穿的这件马褂拿到当铺去，再熬上几天，想法把关系接上。”关系终于接上了，钱送出去了，郑义斋当完身上的衣物，化装成苦力，为火车锅炉加煤，好不容易才回到了上海。在钱庄工作两年的时间里，郑义斋为了给党筹集周转资金，为苏区购买转运重要物资，四处奔波，历尽艰险。
    1932年冬，红四方面军翻越风雪大巴山进入川北，在通（江）、南（江）、巴（中）建立了根据地，根据地建立不久，便遭到四川军阀田颂尧的“三路围攻”，围攻中敌人截断了从南部运往通江的盐路。盐巴是根据地军民生活的必需品，不能缺，郑义斋赶紧召开会议，动员根据地军民自己开盐井、取卤水，以应急军需民用。
    一次，地下交通站通过敌人封锁线运回一批盐巴，郑义斋喜出望外，吩咐经理部人员及时分配下发。分发中，郑义斋取了半斤盐巴装在一个小袋中带回家去，然后，他把警卫员小曾叫来：“你把这包盐送到徐总指挥那里去，他跟大伙一样，也在唱旦（淡）角呢。”
    郑义斋和徐向前总指挥是亲密战友，三天前两人在一起研究部队后勤保障工作，晚上，徐总留他宵夜，炊事员端上两盘小菜，菜倒新鲜，吃起来却淡而无味。郑义斋嘴里不说，心里不免一阵难过，徐总指挥身上担着那么重的担子，日夜操劳，生活上也和战士们一样在苦熬着。如今，有了这批盐巴，给徐总指挥送点去，也是理所当然的。不一会儿，小曾回来递上一张字条，上面写着：义斋同志，谢谢你的好意，我这里已经有了卤水，盐巴还是留着同志们用吧。郑义斋凝视着字条，眼泪润湿了眼睛，他想了想，又命令小曾将这包盐送到战地医院，院长向伤员讲了这包盐的经过，大家深受感动，当场就有一批伤员要求重返前线投入反围攻战斗。
    1934年，郑义斋30岁了，在戎马倥偬中，一直没有解决个人问题。这年，他与红四方面军妇女工兵营教导员杨文局由相识到相爱，俩人情投意合，结为伉俪。
    结婚那天，同志们在山坡上采集了一些野花、枝叶，把经理部大院打扮得漂漂亮亮。警卫员小曾想，首长结婚总该穿戴得象个样子，便到军需科给他领了一套衬衣衬裤。郑义斋知道后，严厉地批评了小曾，叫他马上退回去。婚宴的伙食为荞麦面疙瘩，等大家入席后，义斋同志讲了个笑话：“通江人给荞麦面编了首歌，‘荞麦面，冷水和，气死公公饿死婆。’这是说荞麦面吃起来满口钻，我今天请大家来吃的是‘喜沙’呵!”一席话把大伙都逗乐了，客人们一面津津有味地吃“喜沙”，一面以茶代酒表示祝贺。
    此时，红军在物资供应方面虽然还有许多困难，但比刚入川时已有很大改变。1934年川陕苏区农业获得了好收成，在总经理部的仓库里便堆满了肉类、禽蛋和黑白木耳，要办一顿丰盛的婚宴是不成问题的。况且，郑义斋为红军把守着金银库，把自己的婚礼办得热闹一些更是有条件。但是，郑义斋不这样想，更不这样做，一心想部队和人民所想，急部队和人民所急，以身作则，严格要求自己，婚宴从简，不搞丝毫特殊。
婚礼举办得既简朴又隆重，新娘唱了“送郎当红军”，新郎在大家的鼓掌声中，来了一段河南梆子，喜庆的气氛更加热闹非凡。

把资金送给红军，用身体挡住敌人的子弹，鲜血染红金子
    1936年10月下旬，天气开始变冷。红军21800多名将士，奉中央军委命令，正在甘肃靖远地区渡黄河。2万多战士当时占红军总数约五分之二，来自红四方面军总部及所属第三十军、九军、五军、骑兵师、特务团、教导团、妇女团。他们渡黄河是为执行旨在打通国际路线解决战略依托的宁夏战役计划。
　　随战局变化，1936年11月上旬奉中央军委命令，这支部队改称西路军，奔赴河西。徐向前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西路军总指挥，陈昌浩为政治委员，郑义斋任后勤部长。对于深入河西走廊的西路军，蒋介石指使马步芳、马步青等部装备精良的十几万骑兵进行围追“围剿”。
  　在随之而来的日日夜夜，西路军与反动西北军阀马步芳、马步青等十几万凶悍之敌进行了历时半年之久、大小百余阵之多的浴血苦战。其间，虽有攻关夺隘建立政权及先后歼敌25000余人的战绩，但终因孤军深入、缺粮少弹、寡不敌众等因素，于1937年3月兵败祁连山。
    1937年3月13日，红军历史上最惨烈的战斗发生在甘肃祁连山。西路军在敌优势兵力追击中，除总部和三十军所率2000多人退向石窝山顶外，余部全被阻隔在山下。总供给部部长、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郑义斋带着少数人员隐进一片树林。当下，一要组织人员转移，二要把经费送交总部。
    郑义斋在林中迅速将部里保管的黄金集中起来，亲自分成很多小包，装入两条布袋，让杨文局缝好。杨文局知道这批黄金是1933年10月红军在四川达县进攻刘存厚部，刘逃亡途中丢弃的。1935年6月中旬，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郑义斋分出大半黄金送给给养困难的红一方面军。1936年10月西渡黄河前夕，又将一半黄金送往陕北中央。为保护剩下的黄金，西进途中几次恶战，许多战士血洒战场。眼下，部队分散突围急需这笔经费，无论如何艰难，也要把它送到石窝山上，交给总部。夜幕掩护下，队伍分成两路，郑义斋带一个警卫班护送黄金上山，其余人员南向转移。郑义斋与十几位战士，拉着驮黄金的战马越过敌人封锁的隘口，却意外地与敌巡逻队遭遇。交火后，敌人认出了郑义斋。郑义斋此刻明白他和黄金不能在一起存活，他决定把黄金交给组织，自己留下来作掩护，用身体去挡敌人的子弹。郑义斋命令驮运黄金的小张迅速冲上山去，负责把黄金运到总部。他与警卫战士边打边往山下撤，负责吸引敌人。敌人越围越多，战士相继伤亡。警卫员曾少章拉过战马，催郑义斋上马冲出去。郑义斋坚决地说：“不行，要死一块死！”子弹打中他的右臂，少顷，胁下左手连续中弹。这时，只剩下郑义斋和曾少章。敌人叫喊：“他是共匪头子，抓住他！”郑义斋想到被敌人抓到以后的严重后果，便对小曾大声吼到：“向我开枪，开枪！”小曾不忍。“我命令你，开枪打死我，为了党的光荣！”曾少章向郑义斋开枪后，又打死冲来的敌人然后自杀。
郑义斋和他的警卫员以自己的生命，完成了神圣的历史使命。正是依靠这些黄金，徐向前、陈昌浩、王树声等总部首长安全返回陕北，李先念、李卓然、李特、程世才等率领西路军余部西进新疆。
英烈精神憾天地，金融后辈当传承
    郑义斋生前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川陕苏区的军民都亲切地称他为“红财神”。
    郑义斋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品质纯粹的人，他对工作极其认真负责、恪尽职守，对战友亲如兄弟、热情帮助，对组织无私奉献、无比忠诚，为新中国的建立献出了青春、热血和生命，他的名字将永远镌刻在共和国的丰碑上。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人民政府在高台烈士陵园为西路军英勇牺牲的将士们建立了纪念碑。徐向前元帅的碑文题词是：“振堂、海松、厚发、启华、义斋及西路军牺牲的诸烈士们：你们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劳动人民的利益坚韧不拔、自我牺牲精神和英雄气概，是我军的无上光荣。”
今天，我们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工作生活环境和物资条件比起革命战争年代好了千万倍，但是以郑义斋为代表的红色金融先烈的的牺牲奉献精神，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值得我们金融界的后来人世世代代传承、发扬、光大。
     作者：王国旗（巴中市委党校原常务副校长）
           吴光昕（中国人民银行巴中中心支行原行长）